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深入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明了方向。

文化自信就是自信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本，文化之源，文化之流，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原创性、持续性。中华民族的进取、忧患、自强等文化要素，令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汲取历史教训，担负时代使命，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了文化自信，就可以继续迎接发展道路上的任何挑战。成功地迎接挑战，靠的不是什么神仙皇帝，靠的是我们中华文化孕育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为此，增强文化自信，就是对人民群众踊跃投身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强大生命力的自信。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纷纷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曾一度出现“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已经万路归一，只剩下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了。这是理论错觉，是片面价值观使然，因为它否认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个根本特征，即文化差异性。文化差异性表现为信仰认同、价值取向、思想意识形态的选择是民族性的、人民性的，所以应该是多元的。如今，承认文化差异性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基于这个共识，最新的全球化理念是一体化和本土化的结合、标准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结合。同理，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在经济、社会、环境三要素之外增加了文化要素，强调保护文化差异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所以，坚持文化差异性的理念，大力发展中华文化研究，提炼和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体系，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

落实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讲话精神，我以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迎接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本质和社会特殊性本质。既然是中国特色的，那么它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实践着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受特殊的中华文化要素和特殊的社会结构要素的制约而做出的理性的选择。那么，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价值观、思想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是什么？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有哪些基本要素？它们是如何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精确的理论表述。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一般性本质。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不需要刻意地对别国人民或国际社会负责。同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着国际主义的胸怀，这是我们的政治价值理性。同时，我们的工具价值理性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国必将理性地维护和有效地扩大我们的国际发展空间，才能承担起影响世界走势的责任。从这个角度出发，关于我国成功经验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一般意义的理论本质的表述，应该用国际理解的概念来完成，不然，国际友人和国际利益相关人就不明白我们的经验的国际价值。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国际流行的、或具有共议的理念，区别我们的理念与这些国际理念的异同，从比较的视角来完成关于我们道路选择和成功经验的理论表述。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总结和概括我们自己的理念，善于将这些理念通过国际概念化推向世界。这样做，将使我们争取更多的朋友，发展友好关系，获得广泛理解，减少不必要的交流困惑。

这两方面的挑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总书记强调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本土知识的理论抽象和国际概念化。作为一门经验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所形成的知识，其原初形式都是本土知识，也就是说，大量的知识内容是关于特定地域、特定时间、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在特定社会结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人类实践活动。关怀和积累本土知识是社会学者的本职工作，但停留在本土知识的层次并没有尽职尽责。这是因为，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经验研究学科，同时还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所以社会学者也有责任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体、不同社会体的本土知识进行概念化，形成抽象的、一般的、跨边界（时空、文化、结构等边界）的理论知识，揭示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从而指导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关于我国社会实践的本土知识，如在国际社会学界开展有效交流，需要跨边界的概念化工作，也就是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